从正统年间至万历一朝前期，大明帝国的南北因为这种两京制度，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。
但是，到如今天启年间，这种平衡实际上已经被打破，历史上的崇祯年间，江南几省一年茶税不过六两，这就是很好的证明。
在今天，京师依旧作为行政、军事中心，繁华、富庶的江南地区，反而成了整个帝国的“拖累”。
整个朝堂都在京师，虽然南京的相同职务官员，在品级上与京师持平，但实际权力却天差地别。
两京制度自永乐年间设立，正统年间定型，沿用至今，已渐渐落后于时代，弊端远远大于益处，急需一场改革。
南京各衙门官员多为虚衔，公务清闲，官场中也对到此任职有个很形象的称谓，唤做“吏隐”。
这时的官员，普遍都把南京看做养老之地，官员由京师朝堂调往南京，说是去了富庶、繁华之处，实则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贬谪。
除了各种“吏隐”，南京城还有一类人存在，即勋贵。
所谓勋贵，就是指那些追随朱元璋打天下，朱棣靖难的元勋后裔，这些人在后世也被称为世袭勋贵集团。
现在朱由校召来单独面圣的，就是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的后人，也是如今勋贵集团的第一人——魏国公徐弘基。
安定宴上的，还有开国第一猛将常遇春的后人，怀远侯常延龄，开国第一谋臣刘伯温的后人，诚意伯刘孔昭等。
这几个人，都是勋贵集团中追随者众多，较有声望的。
诸勋贵都有一个特点，他们的祖上都是在追随朱元璋与朱棣的过程中，建立过特殊功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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