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么，就明着说自己不守儒家的仁，但天下有心人很容易将这句话断章取义为墨家不仁，这正如后世“共妻”之说，于宣传不利。墨家自始至终，从未说过自己就是要“不仁”。
要么，就只能另起炉灶，谈仁，但又要讲清楚自己的仁是什么，所以变为了墨家仁、但本质上守墨家的“仁”。对外宣传，人们都认为墨家仁，有心辩论的，又自然落入陷阱难占上风；无心辩论的也只能鬼哭狼嚎说墨家“无父无君，实乃禽兽”，这就落了下乘。
于氏族时代和春秋而言，君父孝悌这些东西，确实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的、物质基础之上符合时代的道德，但一旦社会发展……君算个屁？悌谁人守？
因而墨家要把仁，变为“爱己”，墨家仁的最高境界是兼爱，因为人人爱我我爱人人所以我得到了数倍的爱己。
这里的兼爱的合理性解释，必须也必然是以“爱己”为基础的，不是把一切奉献给别人的圣徒，而是先爱己，后爱人。
墨者与圣徒之间的区别，在于墨家没有天堂，所以圣徒爱人，或许也是为了爱己，但是这个爱己最终实现是去天堂。这是一种利。
而墨家则是依靠逻辑自洽，将兼爱与爱己变成一道数学题，理论上确实无懈可击。这也是一种利。
墨谈到爱，便谈爱己、爱马与用马的区别。
因为只有知道爱己与爱马用马的区别，才能知道如何爱人，连自己都不爱又怎么知道怎么爱别人？把爱别人，等同于为了用别人，那本身在墨家看来就是一种错，甚至直接定义为“用”而非“爱”。
爱天下，自己又在天下之，所以爱天下等于爱己加上爱天下其余人。若人人爱天下，那么每个人都得到了天下人那么多倍的爱，从逻辑上推出兼爱就是最高境界的“爱己”。
这里面是逻辑自洽的，若不谈爱，将其化为自尊和尊重他人，也是一样的道理。
但在这之前，就需要依照不同的时代，以不同的政策，使得人人可以最大程度的“爱己”，由此又推出墨家体系之下，公共权力和法律的制定准则和基础。
比如“十人十义、百人百义”的上古乱世，在“义即为利”的前提下，那么百人百义，或许有一种“义”名为绝对的自由，原始的自然形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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