顾衡把那些画面看了很多遍。
这就是他的证据。人类做得到，原来真的做得到，只是要等到快要没有明天的时候。
他握紧了冰冷的栏杆。如果现在可以，为什麽之前不行？
这个问题他问了二十年。十二岁那年，村里的小学被炮火削平了半边，他在瓦砾里拖出同桌的书包，书包里有半个没吃完的馒头。那天傍晚，电台播报双方同意停火。第二天清晨，炮声又响了。
後来他读了书，进了会议厅，站在条约签署的现场，亲眼看过墨迹未乾，边境就再度起火。他相信过谈判，相信过制度，相信过一代人的觉悟。每一样他都真心试过。
然後凯隆-7出现了。
发现它的那一天，他在实验室看着各国代表第一次同时起立鼓掌，第一次没有人讨价还价。那一刻他几乎要哭了，他以为自己终於可以承认，自己错了。
他等了两年。他看着人类把军费改成防御预算，把敌人当成同事。他等着这份团结变成习惯，等着它在危机之後仍然留下来。
但他也看过每一次危机的结尾：疫情之後重新关上的边界，饥荒之後再度坐下的谈判桌，灾难平息之後的第一声枪响。团结像火，需要风才烧得旺，风一停，人就会坐回旧的位置。
所以他在最後一次修正的参数里，动了一个没有人能察觉的数字。
只有一个。
动手前的那个夜晚，苏晴在实验室外的走廊上递给他一杯咖啡。咖啡太烫，她吹了很久才敢喝。「等我们把它推开，」她说，「我想回去看我妈，在她家阳台上坐一整个下午，什麽都不做。」顾衡的喉咙动了动，差一点，他就要把一切都说出口。
最後他只说：「好。」
他不後悔，但他每天都在痛。
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